【分析】博物馆里的知青记忆

　　与明星知青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自另外一个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知青生活馆，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知青情况审批表光荣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而它们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无论它们是彩色还是黑白。

　　对于全1776万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商人说。

　　事实上，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很多人的确觉得，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这些自普通人的记忆，仿佛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满满一面墙的非正常死亡知青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浪漫甚至荒诞的经历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给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他说，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等的。

　　这样的民间视角，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投资2亿多元，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建造知青博物馆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不过，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樊建川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主题。

　　最终，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整个场馆的墙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在这座绿匣子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这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学英雄，见行动，彻底埋葬帝修反，红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献于她。到祖最需要的地方去，时刻听从召唤。

　　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老人说着，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

　　前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鸣。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活条件，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找到了成功的机遇，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被评为首富的刘永好，成了他们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有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锻炼，既有堕落，也有苦难。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五味杂陈。

　　在博物馆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他把老知青捐的几千把镰刀锄头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又在间撒了很多印着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樊建川说，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

　　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他说，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毕业生参加农业生劳动；1955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

　　从那时起，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有1776万城镇青年止学业，到农村。当时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樊建川说，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

　　不过，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为了未收藏教训。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经济不发达，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

　　他还记得，1975年，当自己高毕业，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尽管家长都心里明白，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等到真正到农村，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我们没有选择。樊建川说，因为政策的不合理，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而是反方向运动，最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

　　在知青生活馆，这些教训有些自那些名人的展品，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但更多时候，这些教训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在博物馆知青磨难的区域，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而在博物馆的门口，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听到的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那之后，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到云南，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

　　如今，这座被命名为粉·焚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四川话，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粉子’，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有人评价说，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力量感；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打个招呼。

　　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自全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樊建川叹了口气。